所以我在北京跟北京的作家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基本上有三種，一種左派、一種右派，一種中間派，整天打得不可開交。我發(fā)現(xiàn)左派晚上變成右派了，右派晚上變成左派。所以北京有一句話：逢左必右，逢右必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屬于你是左派，我馬上變成右派，要不然我沒有話語空間，我跟你一樣那還討論什么？這種東西對于寫作的影響極大。
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，當年李清照，李清照的丈夫叫趙明誠，趙明誠是一個軍事學家，喜歡收藏，他經(jīng)常跟李清照兩個人出去收東西。他們愛情中很多甜蜜的東西都和收藏有關(guān)。收了東西以后，突然時代發(fā)生劇變。全家倉皇南遷，逃亡。趙明誠因為做官，他一個人先溜了，家里的老小、輜重、所有東西全部交給了一個婦女李清照。中國傳統(tǒng)的道德，或者對經(jīng)驗的規(guī)范里面，理應(yīng)如此。當年老舍抗日戰(zhàn)爭中，逃到昆明，家里的母親、孩子一大堆都得交給他妻子，所以他的老婆九死一生把小孩帶到昆明見到老舍的時候，從這樣一個女性的思維來講，她心里會有什么樣的感受？沒有人問過。我也沒有問過胡先生，是因為我覺得不用問，男的當官，重要而已。他先走，他干大事去了，其他事情當然就交給內(nèi)人來做。李清照當時也是這樣，她押送著東西逃到徐州，徐州又失陷，逃到南京，再到浙江。逃到南京的時候，趙明誠已經(jīng)到湖州去當知府了，已經(jīng)做官了。大概南邊的局面已經(jīng)穩(wěn)定下來了。然后兩個人開始告別，李清照站在岸上，趙明誠在船上。李清照覺得心里不踏實，覺得我們兩個人分手就是生死之別了。但是丈夫這么絕情，什么事情都沒有交代。李清照大叫一聲，說如果再遇到敵人把城攻陷了，我怎么辦？丈夫說，如果遇到敵人攻陷，你先把輜重給我拋了。如果還不行，你把衣被拋了。如果拋了之后你還逃不掉，你就把卷軸書畫我收藏的這些東西扔了。如果還不行，你可以把我收藏的古董也扔了。但是最后有個東西不能扔，鐘器，實在不行，你和鐘器共存亡。李清照明白了，我的價值和這個器物一樣。胡繼興沒有問，我們也沒有問，可是李清照問了。李清照突然在那個年代里面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流傳至今，《金石錄后續(xù)》，李清照這一問，問出了一個大問題。對于所有女人來說，傳統(tǒng)道德約束下的婦女，她的情感、生命，她所有對這個事情的感覺，在什么地方能夠得到寄托？這個當中，趙明誠給他劃出了一條秩序，先扔什么，再扔什么，最后你跟這個東西共存亡。作為東西都交代了，我怎么辦？丈夫說你是可有可無的。中國的傳統(tǒng)經(jīng)驗就是如此，所有人都不問。這種方面，除了秩序之外，還有等級。在今天這個社會中，我們先要干什么，然后再干什么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等重要的，什么是可以放棄的。我們基本上生活在這樣一個話語的控制之下。我們也自以為被這樣的經(jīng)驗所把持，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。
文學的意義在于經(jīng)驗和他者的關(guān)系
說到這里我們要再次引入一個概念，什么是現(xiàn)實的規(guī)律性。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現(xiàn)實中，有很多的事情、很多的道理，有大道理，也有小道理，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，如果你擁有的是小的道理，很不幸，你得犧牲了。比如說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不一樣。那很悲慘，在我們這樣一個文化中，你很可能很孤立。你很可能得不到說明，你的生命得不到說明。這個過程我覺得是非常慘痛的�，F(xiàn)實的要求中，有很多，比如說我們大陸的朋友們可能知道中國的四九年革命，一直到文革，這個歷史里面有一個最大的道德，就是集體主義，你個人要犧牲掉，你犧牲掉，別人可以存活下來，然后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新的社會。當然你可能會問，我死了，這個社會跟我有什么關(guān)系？他會告訴你，比如說你有家人，你的兒子會生活在很好的環(huán)境里面。如果你沒有任何親人，我可不可以不用犧牲？你也要犧牲，因為你跟所有人是一體的，他有一整套的學說來保證你做出某種行為。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個人說，我還有一些個人的嗜好，大的集體統(tǒng)一行動，會導致很多不方便。比如說我作為女孩子，我在戰(zhàn)爭中我需要化妝，我早上起來先要洗臉，把頭發(fā)梳一梳。大家看《青春之歌》，大家看左翼的很多種，你們就會記住，所有對個人的隱私、個人的情感想要做一點保留的人，我們通常把他稱之為小資。我回香港以后還要專門開一個會討論小資在中國變化的問題。他和中國社會構(gòu)成一個什么樣的關(guān)系。比如說斯大林主義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大陣營，比如說反核，比如說環(huán)保，我們今天社會里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環(huán)保。在中國大陸還有反腐敗，你在任何一個話語里面都可以寫作一輩子。可是我要告訴大家，所有這些話語，他都是現(xiàn)實化，他都在現(xiàn)實的掌控之中，也就是說所有這些話語他都屬于一個范圍，這個范圍我姑且把它稱之為理性和邏輯的范圍。我們的理性能夠看到的，我們的邏輯可以把他覆蓋的這樣一個范圍。他最通常表達的一個東西我們把它稱之為道德。道德的要求是最根深蒂固的。我們很多人沒有辦法來擺脫這個道德底線。但是道德也好、理性也好，所有的現(xiàn)實要求也好，他都屬于這樣一個理性和邏輯的范圍。除了這個范圍內(nèi)的東西之外，這些東西都照亮了我的經(jīng)驗，我有經(jīng)驗我可以證明。我們自動啟動自己的經(jīng)驗來證明這個道理是對的。這當然構(gòu)成了寫作中我認為很悲慘的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。很多人都這么些。而我認為他們寫不好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看不到這個東西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東西。阿多諾把這個東西稱之為“存在”，康德把這樣一個混沌未開的東西稱之為“物自體”，叔本華把它稱為“權(quán)利一體”，它是一個我們現(xiàn)在還不認識、非常龐大的一個物體，它還沒有被理性之光照亮。一個好的作家要同時處理好這兩方面的東西。我們很多寫作的人只看到前面一個，后面一個其實更大，比如說尼采在一八四幾年開始看作為抑制和表象世界的時候，看叔本華的《臨界》，他突然覺得世界發(fā)生了一個坍塌，他一生中討論最重要的問題是道德的問題。尼采說，昨天的道德到了今天很可能變成非道德。你的道德到了我這里很可能變成非道德。尼采在論道德的普世里面，當然他攻擊的對象主要是教會和道德兩個部分。我認為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后，尼采、叔本華，他們所呈現(xiàn)的世界構(gòu)成了我們當代知識里面及其重要的一個方面。為什么這么說？因為在尼采寫作的那個時代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非常優(yōu)秀的作家跟他同時代寫作，這些作家就是托爾斯泰、托斯陀耶夫斯基。他們關(guān)注的是同樣的問題，晚年的時候尼采在看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，非常激動。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和作家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樣的問題。這是尼采認為，他的迪奧尼索是怎么來的呢？是一個希臘的合唱隊，表演的部分是理性的，有故事、有情節(jié)，我們看的很清楚。他背后的東西我們看不到。背后的東西通過合唱隊來表現(xiàn)。所以尼采有一句話，我后來把它用在《隱身衣》這本書的最前面。尼采說：假如沒有音樂，我們這個世界就是一個錯誤的，就是一個謬論。他去聆聽了音樂里面包含最深的智慧。這也是阿德諾反復討論的關(guān)于奧德賽的問題。奧德賽在航海的時候，碰到一個妖怪，這個妖怪叫賽倫，這個賽倫會發(fā)出非常美麗的歌聲。水手都會受到誘惑。一種水手會遠遠的繞過他，理性行走，這種人獲得一種安全生活。但是還有一類需要去獲得真正的生活。這個人就去了，過去以后船就觸礁，死了。有沒有辦法我既要得到社會的真實，也去聆聽智慧，同時又不死呢？阿德諾說，其實在早期，在《荷馬史詩》里面已經(jīng)提到一個答案，奧德賽讓人把自己綁在桅桿上。然后讓船開過去，他既可以聽到音樂，又不會掉到海里。這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。后來阿德諾在啟德辯證里面專門討論這個神話，我們在同時處理這兩個部分的經(jīng)驗。一個經(jīng)驗是被理性照亮的，一個經(jīng)驗是沉睡。這個方面我覺得特別重要，我們今天寫作如果我們僅僅著眼于我們眼前可以被歸納、可以被分析的所有的經(jīng)驗的話，寫作是沒有意義的。這就是托爾斯泰說的自動化的寫作，或者叫自動化的生活。他說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在一種自動化的生活，從來不去思考自己的存在到底為什么。托爾斯泰說，這樣的人活了一輩子恐怕一天也沒有活過。今天這個社會自動化更加明顯。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，也是當今寫作面臨的問題。